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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辯護 找“切入點”有訣竅

  • 發布者:網站管理員
  • 上傳時間:201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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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案情簡介:

非法吸存 18人被抓


被告人Z某某為某投資擔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投資公司)的小股東(占5%的股份),在投資公司負責投資項目的合同管理等工作。

從2007年投資公司成立至2010年12月案發,該投資公司為解決公司投資項目的資金需求,通過和下屬的項目代理公司及客戶簽訂三方委托代理合同,承諾向客戶支付每月2%-3%的預分紅回報,吸取公眾存款4億余元,涉及客戶1000多人,其中案發時未兌付資金達1億余元。

案發后,投資公司的全部股東(包括已退出的股東)和客戶經理共18人被抓。后起訴書指控該投資公司涉嫌構成單位犯罪,18名被告人作為被告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均涉嫌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辦案過程:

權衡利弊 做無罪辯護


    被告人Z某某親屬在其被羈押半年后,通過朋友找到筆者為其提供辯護。因本案涉及金額大,被害人眾多,該案經過幾次退查和延期,該案在被告人被羈押一年后在某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依法接受委托后,筆者多次到看守所會見了被告人Z某某,及時向其通報案件的相關進展情況。

    經全面權衡本案的利害關系,并征得被告人Z某某同意,在一審法院庭審中,筆者以“被告人Z某某依法不屬于被告單位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因為單位犯罪并不等于股東犯罪,股東也不必然就是單位犯罪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而應嚴格依法區分他們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告人Z某某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均很小”等為由,指出起訴書指控被告人Z某某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該指控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指控的罪名依法不能成立,進行了指控的證據不足的無罪辯護,行使獨立辯護權。

    同時,考慮到本案已長期被羈押、被害人損失大部分未追回等實際情況,由被告人自行認罪,以爭取從輕處罰。


 塵埃落定 判三緩四


    后在被告人家屬代為進行一定數額的退贓和繳納罰金后,被告人Z某某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而被告單位的法定代表人被處八年有期徒刑。

    一審判決后,檢察院以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對Z某某等14位被告人量刑畸輕為由提起抗訴。筆者繼續為被告人Z某某進行二審的辯護。

    二審法院經依法開庭審理后,依法作出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至此,經過近三年的時間,本案最終塵埃落定。


辯護心得:

獨立行使辯護權 要考慮“平衡”問題


通過本案的辦理,筆者覺得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總結一下:

一、辯護人獨立行使辯護權與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平衡問題。

筆者認為,在我國,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是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思表示之外進行獨立辯護的,只要這個辯護不損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

我國2008年修訂后的《律師法》第二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律師應當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第三條規定:“律師執業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恪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律師執業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

因此,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辯護活動是有一定的獨立單位的。在這一點上,律師界和司法界、法律界應早日達成共識。

另,本案因涉及金額巨大,人數眾多,而且是在政法委的統一協調下辦理的案件,開庭前被告人已被羈押了一年多,被告人也意識到即使他一直不認罪,也不可能對他進行無罪處理,反而會因為認罪態度不好而受到從重處罰。

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辯護人做無罪辯護表達對本案件的處理意見,而自己選擇認罪尋求從輕處罰,不失在中國國情下的一種辯護策略選擇,雖然這種選擇有些無奈,但是有利于被告人利益最大化的,應該無可厚非!


無罪辯護 根據案情找“切入點”


二、無罪辯護案件的種類及辯護人正確行使無罪辯護問題。

無罪案件通常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被指控的犯罪事實根本不存在的無罪。

這種無罪,主要靠辯護律師通過“反證”來駁析公訴機關的有罪指控或者一審法院的有罪判決。即我們通常所講的“冤假錯案”就是指這種情況,好在當前中央高層和最高人民法院對此問題十分重視,這個“冤假錯案”應該會越來越少。

第二種是法律上的無罪,即對“事實”,控辯雙方無大的爭議,爭議焦點是,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具備犯罪構成的法定要件,涉及到“罪刑法定”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依據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對此辯護律師必須依靠扎實的法理功底、運用法律邏輯學原理來推理論證被告人無罪。

第三種是“疑罪從無”,即“證據不足”的無罪,也稱之為“法律事實”上的無罪。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此類案件中,辯護律師必須善于發現案件疑點,發現控方指控所依據證據的矛盾性,堅持從“疑”辯護。

本案中,筆者就是結合本案相關事實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法[2001]8號)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明確規定,指出本案現有的指控證據,不足以認定被告人Z某某為被告單位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從而進行證據不足的無罪辯護的,應該說庭審效果是不錯的,被告人Z某某庭后也表示說出了他的心聲。

此外,本案涉及的單位犯罪“雙罰制”的適用和庭審程序的處理,以及因單位、個人的民事經濟活動,應法律和風險意識不強等,導致演變成非法集資犯罪案件等問題,均值得我們進行好好總結和反思。

總之,中國刑辨之路,任重而道遠,需全體中國律師繼續努力之……


注:本文收錄于2014年10月第八屆尚權刑辨論壇《辯護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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